见过带着刀子上班的么?我见过!
  admin 发表于 2018-01-06 21:15  分类:热眼旁观  31 次阅读  0条评论


接上篇《回家的路上被人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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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打的那天,三舅刚好在我家——他是来接我去姥姥家住几天的。


母亲正在吃饭,三舅正在喝水,我正在吃三舅带来的馓子。大娘慌里慌张地跑来,站在大门口就开始喊,他二婶子啊,快来我们家看看吧,他二叔回来的路上被人打了!


不等大娘说完,母亲丢下碗筷就往外跑,三舅放下杯子跟着母亲往外跑,我拿着馓子跟在三舅后面往外跑。


没跑几步,母亲就停下来,跟三舅说,老三啊,你和小孩儿别跟着去了,你在家看着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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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推着自行车和母亲一起回来了。


父亲的脸色十分灰暗,身上穿着大伯的衣服——自己的衣服破了,塞在自行车车篓里。


自行车已经不像个自行车了——车链子断了,油腻腻地搭在车把上;前后两个车胎都被刀子划破了,瓦红色的内胎漏在外面;车辐条有的断了,有的被错位扭在了一起。


母亲嘟囔着,以后别再惹他们了,咱大嫂说了,那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父亲的脸色十分灰暗,不搭腔。


三舅和我一起跑出来,三舅接过父亲的自行车,一边找地方放自行车,一边问,姐夫,怎么回事儿?


父亲的脸色十分灰暗,对着三舅摆摆手,说了六个字,没事儿,没事儿。


母亲抢答说,前些日子兄弟几个把这村村长家给砸了,今天你姐夫回来的路上被人家截了。


父亲端起杯子喝水,我把手里的馓子递给父亲,说这是三舅捎来的馓子,一咬嘎嘣嘎嘣的,不信你尝尝。


父亲推开我的馓子,说车篓提包里有烤红薯,你去尝尝还热不热。


我跑去翻提包,找红薯——红薯还在,被大力挤压成了红薯饼,已经凉了,但还是很甜。


父亲和三舅坐在桌子旁,母亲张罗着给父亲热饭盛饭。


三舅知道了前因后果,说这事儿他们家不对啊,必须得打回去。


母亲踢了一下三舅的椅子,责怪道,瞎说什么呢,打回来打回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这回吃点亏吃点亏吧,没出事儿已经是万幸了。


三舅抬杠说,那哪行啊,这事儿咱占着理,你不打回去,他还以为你怕他了呢。


母亲说,你打回去,他再打回来,谁都有落单的时候,万一下回人家下黑手,把咱打出毛病怎么办——人家说了,这次用刀把自行车给划了,下次就用刀划人了。


父亲说,老三,这事儿不用你管,跟村里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就处理了。


三舅说,不知道的话我管不了,正好撞上自己姐夫被人打了,我能不管?再说了,他们都找痞子在外面截咱了,还算村里人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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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话的功夫,大伯、三叔、小叔也到了我家。父亲帮着母亲把桌子收拾干净,给大家倒水。


小叔问,二哥,没事儿吧?


父亲说,没事儿,就来回搡扯了几下子,把我自行车胎给划了,他们人多。


三叔问,是老五领的头?


父亲说,不是,是张永春那伙人——以前咱没惹过这伙人。


说到张永春,有必要多说几句。


当时张永春是我们那一带的大痞子,这帮哥们儿的主业是帮有关部门搞计划生育——在《续<我家的一件很狗血的事儿>》中提到的带金链子负责打的社会青年,就有他们的人。


关于他们的副业,我们当地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打手”——不是篮球赛里的打手犯规,而是有偿帮别人打架——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找到他们,肯出价,他们就会帮着打架,而且是按需“修理”——什么时间,把目标“修理”到什么程度,以及给目标带什么话,都可以私人订制。


关于“打手”,有必要扩展几句。我记得小时候玩过一种纸牌游戏,里面有布告、强盗、小偷、流氓、法官、警察、花样官、数量官、加减官、轻重官、皇上、皇后、打手等等。


摸完牌后,布告公布抓哪个坏人,法官指定几号警察去抓,警察负责猜谁是坏人,花样官宣布给予坏人什么样的惩罚,数量官宣布惩罚多少下,加减官可以对惩罚次数进行加减,轻重官宣布惩罚的轻重程度,皇上皇后决定是否同意此次惩罚,打手负责执行惩罚。


游戏里还有其他元素——特赦令、天下大乱、全民皆兵、黑吃黑、解放军。解放军这张牌最有意思,如果自己是解放军,同时也是流氓,可以反过来惩罚打手——现在想想,这种牌挺不讲政治的,居然还能流行开来。


有人或许会疑问:那么久远的游戏你居然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曾经当过一次流氓,被抓住后,接受的惩罚是被打手亲一百下。那个打手刚好是我们班的女生,是从高年级降级到我们班的,据说她经常生吃鸡蛋,还经常亲电视屏幕上的周润发。


在当打手这件事儿上,她表现得一贯彪悍和实在——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把我摁在课桌上开始亲,弄得我满脸都是唾沫和鼻涕。这事儿给我造成了一定影响——长大后跟别人接吻,我总是不能陶醉地把眼睛眯上,以至于被人们诟病说,每次睁开眼睛都看到你眼睛大大地盯着,好吓人啊……


有点意识流了,赶紧扯回来,继续张永春这个话题。可以说张永春把凶恶演绎成了传奇,当时很多大人经常这样吓唬小孩——“再哭!再哭张永春来把你抓走啊”。


我是受过这种恐吓的,奶奶经常拿大灰狼、皮狐子精、日本鬼子、国民党、红小兵、张永春、公安局副局长等元素来吓唬不听话的我们。当然,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不说“再哭!再哭警察来把你抓走了啊”,而是说“再哭!再哭公安局副局长来把你抓走了啊”——刻意强调副局长,意有所指?


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吓唬小孩儿,是张家的传统——最早的是三国时期的张辽,张辽太猛了,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比较近的是民国时期五毒大将军张宗昌,这货入主山东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也常常被用来吓唬小孩儿。


张永春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传统——“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永春恐之”。这都是遥远的记忆了,不知道各位读者的周围,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什么恐之?


张永春有个侄子,叫做张小军,连续留级,接近20岁了还在读初中,成了我的初中同学,曾经帮我打过生物老师,后来娶了生物老师家的闺女。前些年在北京的一家KTV里,我们和服务人员发生了纠纷,服务人员把他们看场子的叫来了,领头的就是张小军,一开始我没认出他,他倒是记性不错,说小包子,你怎么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啊,我一眼就认出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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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张永春按需“修理”了,他们在路上拦住父亲,把父亲推来搡去,抽了父亲几巴掌,撕碎了父亲的上衣,还用刀把父亲的自行车胎划了。他们替委托人给父亲带的话是,“以后在你们村里老实点”。


千百年来——至今仍然如此——农民这个群体受尽来自各方的种种羞辱、算计,已经被培养出了足够的承受能力。父亲这次受到的羞辱,按“理”说不算什么,是可以忍气吞声的。


事实上,父亲、大伯他们兄弟几个最初商量的结果也是如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次自己人也没受伤,况且没拿住对方明确的证据,就算了吧


母亲很欣慰,极力促成这个结果,说了一些类似“吃亏是福”、“和气生财”的话。


三舅不置可否,没发表意见——那时在大家眼里,他还是个小年青。


虽然已经决定“算了吧”,但听着很久没响过的大喇叭又那么刻意地响起了音乐,父亲兄弟几个还是很恼火——恼火归恼火,大家各自散去。


48

三舅带我去姥姥家住了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以后,母亲把我从姥姥家接回来。


回来时,路过村长家附近,我问母亲说,怎么他们家树上的大喇叭不见了?


母亲说,小孩别乱打听。


我回家那天父亲没在家——他还在砖窑厂干活。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村头接父亲,我发现父亲的自行车跟平时不大一样,一开始也没觉察出哪儿不一样,后来才发现父亲的车后架上绑了一把大锤子——那种可以用来砸冰箱的长柄大锤子。


我去父亲的提包里翻烤红薯,父亲连忙把提包夺过去,说小心点,提包里有刀子,别割到手。他在提包里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还热乎的烤红薯。


回到家,父亲把提包里的包袱、饭盒拿出来递给母亲。我吵着要看刀子,母亲责怪父亲说,你看看这事儿弄得,一家老小整天担惊受怕的,去干活还得拿着刀子带着锤子。


父亲什么也没说,也没阻止我看刀子。


我看到了那把刀子。确切地说,那是一把改造过的月牙镰刀:刀刃长20厘米左右,刀宽四五厘米的样子,刀柄长十多厘米——不再是月牙镰刀那种柄刃垂直结构,而是正常刀子那种直柄。


刀柄上缠着几圈铁皮,看上去很结实,刀背还是镰刀的铁青色,刀刃已经磨得发白,看上去很锋利——那种锋利让人不由的小心翼翼。


厉害了我的父亲,提包里藏着镰刀,车后架上带着锤子,镰刀加锤子,这是要搞事情啊。


我问父亲,带着刀子干什么?


父亲说,对付坏人。


我问,谁是坏人?


父亲说,小孩儿别管那么多。


那段时间母亲表现得很忧虑——生怕父亲被别人打了,又怕父亲把别人打了。


不是已经决定“算了”么?


我后来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那个样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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