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当的是养猪兵,在部队里他是专门伺候猪的”
  admin 发表于 2017-12-24 21:58  分类:热眼旁观  374 次阅读  0条评论


接上篇《没了纲常了,今天弄出几条人命也无所谓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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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大伯带着父亲、三叔、小叔把村长和他几个兄弟家的家当挨个打砸了一遍,还让何医生对着村长家的大喇叭交代了村长兄弟几个如何胁迫他给我奶奶的药里下黑手,最后大伯一撅头把大喇叭的播放设备敲碎了。


这场打砸虽然激烈,但没有任何人身冲突,纯粹是砸东西,这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事实上,出发前大伯就和自己的三个弟弟交代清楚了——这次要是打出人命,就把事情全部推在大伯身上。


如果站在理性的角度上,这是很不明智的——虽然奶奶被人下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但毕竟还是缓过来了,何必再去闹?万一出了人命,说不定还得把自己搭进去。


但,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不完全是趋利避害的——除了物理上的利害,驱动人们行为的,往往是人的情感。


大伯带着自己的三个弟弟,虽然抱着打出人命的决心,但并不是非得把村长一家打死打伤,而是要闹出动静,让全村人知道村长一家是怎么害人的,自己也出口恶气。


正是因为抱着打出人命的决心,父亲兄弟四个才把村长一家完全震住——村长一家二十几口人,看到自己的家当被打被砸,当中肯定也有人想过站出来制止,但面对四个凶神恶煞,没人能提起气来,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兄弟四个对着他们的家当又打又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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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砸之后,父亲兄弟四个连同何医生回到了奶奶的院子——何医生是来拿自己的药匣子的。


这事儿对何医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都是赤脚医生,但隔壁村那个赤脚医生之前的生意远远没有何医生好——很多时候,隔壁村村民生病,宁肯舍近求远,也要到我们村找何医生。


自从出了这事儿,隔壁村那位高医生一下子红火起来——一时之间大家对何医生失去了信任,很多病人转投隔壁村的高医生,似乎高医生的医术一下子高超起来。


实际上高医生确实有了改变。据说以前高医生给人治病不太敢用药,生怕剂量太大药力太猛把人治出毛病。同样的病在何医生那里治三天就能看到效果,在高医生这里治七天未必能见疗效——用同样的药,无非就是剂量不同。


生意意外红火起来之后,高医生想通了什么似的,也敢下猛药了。用村民们的话说,以前高医生打针,药水从不超过小半针管,现在高医生打针,药水从不少于大半针管。


从那以后,何医生被高医生压了好几年,直到高医生第六个孩子出生,一家人被计划生育赶跑了,何医生的生意才重新好转。村民们没得选,没有高医生就得何医生——想找别的医生,要么多跑路,要么多花钱。


高医生一家在外面躲了几年计划生育,再回来,发现村民们又适应了何医生。好在后来施行农村医疗改革,把各村的小诊所合并成几个村共用一个的大诊所,把各村的赤脚医生拢在一起共同经营大诊所,何医生高医生从竞争对手变成了事业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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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可以下地行走了,已经和自己的四个儿媳妇打发走好几波听说奶奶不行了特来探望的亲戚。看到大伯他们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一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母亲有些忧虑,悄么声地问父亲,你们没把人打坏吧?


父亲说,没打人,就把那几家人过日子的家伙什儿给敲碎了。


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事情还没完。之前已经从邻村卖布的那里订下了孝布,好在只是订下,还没拿回来缝成孝衣,三叔去跟人家解释一番,把孝布退了——其实也没用怎么解释,我们村的事儿早已经传到了邻村。


三叔回来之后,大伯让大家各回各家,他自己留下来照看奶奶,顺便打发不明真相前来探望的亲戚。


这次大伯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给大家开会制定什么章程,只是说了一句,都别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家人水就那么深,咱以后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都回去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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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两次,村里人都看出了村长一家的水深水浅,村子里的空气有了变化。从前遇到村长兄弟几个就满脸堆笑的村民变得不再那么满脸堆笑,从前大老远看到村长兄弟几个宁肯绕远也要上去打个招呼的村民变得不再那么爱绕远,从前动辄羡慕老五当过兵的村民变得对当兵不再那么向往。


村民们背后议论说,老五当的是养猪兵,在部队里他是专门伺候猪的。村民们还找到了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理论依据:庄户人家的孩子,又没有什么大关系,在部队里怎么可能当上好兵种;事实依据:自从老五当兵回来以后,大家一起买的猪,村长兄弟几个家的猪总能比别人家出栏早、分量重,一定是老五在部队里学来的先进经验。


老五当的是养猪兵这个传闻一开始只是大家随便聊聊,谁知越聊越发散,最后竟然影响了当地的征兵工作。每年部队到各地通过武装部征兵,每个村都有名额限制,以前大家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想方设法争名额,不惜托关系走后门。


在大家眼里,当兵是有好处的——混好了留在部队,也算是离开农村的一条路;就算不能留队,在部队里学会开车,回来当司机也不错;在部队里入党更容易些,立个功,入了党,回来当村干部也很美。


以上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好处——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家里有当兵的,上面会把印着“光荣之家”的铁牌牌镶在自家的大门框上,谁见了这种铁牌牌都得高看一眼,每年还能收到上面发下来的慰问,运气好的还能对着摄像机跟领导们握手,说不定还能上电视。


跟我家这两次冲突,老五的表现让以我们村为中心的很多村的村民对当兵顿失信心——尤其是听说给老人药里下黑手是老五的主意之后。用村民的话说——“看呢样,当兵也没多大水头”,大家不再争着把自己的孩子往部队里送。


一时之间,没人去给乡人民武装部的领导送烟送酒不说,他们还得派人下到各村做工作,鼓励村民们送子参军。


那些年,政府不择手段地搞计划生育,想方设法地向农民征粮征税,农民们已经养成了对抗意识——凡是政府鼓励的,大家下意识地认为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凡是政府禁止的,大家下意识地认为肯定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


人民武装部越是下来鼓励村民们送子参军,村民们越是不情愿,越认为这里面有猫腻。乡人民武装部不得不到处贴标语——“参军是每个适龄青年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部队就是大学,当兵就是深造”。有的标语看上去就像是急了眼——“当兵就是赚钱”、“当兵有津贴,退伍有钱领”、“当兵能吃饱,当兵能吃好”。


他们还到适龄孩子的家里去做工作。圆滑的人家怕为难,提前把适龄孩子送到外地去躲几天;刚直的人家不在乎,一顿软钉子硬钉子把人武部工作人员碰回去。


姓范的是小家小户,以前《斗倒范大地主》里面说过他们的来历。不知道人武部工作人员用了什么办法,那几年我们村几户姓范的,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了军,以至于原来被打倒的对象,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镶着写有“光荣之家”的铁牌牌。


这几户范姓人家出去当兵的孩子,后来要么留在了部队,要么在城里找了工作,要么回来当了司机,要么回村种地。回村的,没有一个参与当村干部的,继续当他们的小户人家。


一位范姓大伯,跟父亲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叫父亲去他家喝酒,父亲也经常叫他来我家喝酒。范大伯的大儿子留在部队当了军官,那天范大伯在我家喝大了,跟父亲说,这几年附近几个村子,姓范的出了一茬儿兵,说实话,当兵还是比干农业机会大,干农业干一辈子顶多混个肚子圆,当兵总算是摆脱农村的一条路,这几年也算是姓范的捡了个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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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以前,每三天两头村长就要在大喇叭上吆喝几句——除了吆喝收粮收费的通知通牒,有时候念上级文件,有时候念人民日报,有时候替供电局通知收电费,有时候播录音机录下的新闻联播。实在没得播了,就播流行歌曲——总之大喇叭每天都得对着全村响一响。


那天村长家的大喇叭被大伯一撅头敲碎了,村里一连一个多月没听到过大喇叭声,让村民们有些不适应。


很多对村长家不满,乐于见到村长家倒霉失势的村民还会主动挤兑村长一家——村长家的人走来时,他们会突然高声说,“好久没听咱村里的喇叭声了,还真不习惯”;村长家的人走去时,他们会突然大声唱,“浪崩,浪喽,蛮力偷偷港碎稳般药”;他们路过村长家附近时,会突然抬头,假装惊愕地说,“哟!这喇叭还挂在这里啊”。


于是村子里打斗四起——柿子有硬有软,硬的捏不动捏软的,毕竟村长家弟兄六个,有很多柿子还是可以捏得动的,况且有的软柿子主动跳上来找被捏。


很多占嘴上便宜打嘴炮,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村民,都被村长家打了。搁以前,不知道村长家深浅的时候,挨打的人是不敢反抗的。现在,挨打归挨打,但不再是束手待打,而是积极反抗被打败了才挨打。


最开始,我是这一段这样写的:“那段时间,相当于我们村子的春秋战国时期”。但想想并不合适,春秋战国是周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各个势力之间相互争夺。我们村子则不然,我们村子是村民们分别前仆后继地去挑衅村长家,然后被村长家有选择地打,想想还真找不出与历史上哪个时期相对应。


那段时间我们村很多村民被送去就医,主要是骨折、关节脱位,以及抓伤、咬伤、擦伤等各种皮外伤。大家不敢找本村的赤脚医生看病,生怕医生被村长家胁迫着毒害大家。很多人久病成医,学会了如何恢复关节脱位,碘伏、紫药水成了很多人家的常备药。


村长家也经常有人受伤,那段时间老五整天头上缠着纱布,胳膊上打着石膏,样子很悲壮,村里人都说养猪养出个烈士。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多人家和村长家之间相互摸了底,谁家强,谁家弱,哪个能打,哪个不能打,都弄清楚了。愿意跟村长家起冲突的比刚开始少了很多,村里的混乱局面总算是控制住了,但是那个大喇叭一直没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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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父亲兄弟几个倒是没跟村长家发生冲突,我们家和村长家的人尽量绕着走,绕不开遇上了,也不打招呼,各走各的。


不断有人来大伯家撺掇大伯出来当村长,大伯毫不犹豫地回绝:我们闹他是因为他对俺娘下黑手,村长谁爱当谁去当——整天不是搞计划生育,就是逼着老少爷们儿交公粮交集资,当着有意思?


事实上,若干年后,大伯也当过两年村长。大伯下来后,我们村子长期没有村长。再之后,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农民对土地有了更多的自主,政商各方势力开始从农民手里攫取土地——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周围很多村子开始卖地,土地交易中,村长能捞很多油水,于是我们村又有人争当村长,争夺过程中,有人坐牢,有人被通缉,至今仍在争夺中。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以为就可以相安无事了,一家人照样过日子,父亲照常去砖窑厂干活。砖窑厂在隔壁镇上,父亲和他的工友轮班,第一天一大早去,第三天一大早回。


我嘴馋,每到父亲回来那天,我就起个大早,在村口等着父亲。父亲见到我,变魔术似的从包里拿出一个烤红薯,还是热乎的。那红薯是在烧砖窑的散热孔烤的,晚上开始烤,第二天早晨烤熟,历时七八个小时,烤得红薯往外冒油(其实是糖)。


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流着鼻涕,抱着红薯,父亲推着自行车。有时候父亲想骑车,我就哭——我特别怕摔下来,父亲听到我哭,就赶紧从车上下来,继续推着车往家走。


路过去奶奶家的十字路口,父亲把我放下来,让我去叫奶奶来家吃饭——父亲骑车回家,我抱着烤红薯跑到奶奶家。我把红薯捏下一块儿给奶奶吃,奶奶咬一口,说太甜了,吃不了。我问她,太甜了,为什么吃不了?


奶奶说,吃伤了,不想吃。我问她,吃伤了,为什么不想吃?


奶奶说,我们那时候天天吃红薯。我说,你们那时候真好。


奶奶说,那时候经常饿死人,做了孽啊。我问她,不是天天吃红薯么,怎么还能饿死人?


奶奶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只有红薯,没有红薯吃的就饿死了。我问她,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红薯么,为什么有人没有红薯吃?


奶奶说,红薯都烂地里了,粮食都交上去喂了牲口——想想真是牲口啊。我问她,红薯为什么烂地里了?粮食为什么都喂了牲口?


奶奶不耐烦了,说小孩哪那么多为什么,还不快点吃,再不吃就凉了。奶奶帮我把红薯皮扒下来,我吃红薯瓤,奶奶把扒下的红薯皮随手扔到院子里,散养在院子里的鸡,从各个角落冲出来,去抢那几块红薯皮。


那天又是父亲换班回来的日子,我在村口等父亲。等的无聊,我趴在地上,闭着一只眼,另一只眼透过路边草叶子上的露水看天,看地,看草,看树,看自己的手指甲。等到太阳把草叶子上的露水晒干了,也没见父亲的踪影。母亲来村口领我回去吃饭,说可能别人家里有事儿,跟你爸爸换班了。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问母亲,哪里不对劲?


母亲说,总觉得多了点什么?我绕着母亲转了几圈儿,说你身上没多什么呀,要不你背着我,我看看你头上多什么了么。


母亲蹲下来背我,我看了看母亲的肩膀上和头上,说你肩膀上、头上都没多什么呀。母亲说,不是我身上多了什么,就是感觉不知道什么地方多了点什么。


我说,是不是因为今天咱村里的大喇叭又响了,多了大喇叭声?


母亲恍然大悟,说对,怎么今天大喇叭又开始放音乐了?停了不到三秒,母亲背着我匆匆往大伯家跑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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