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倒大地主
  admin 发表于 2017-12-08 22:14  分类:热眼旁观  75 次阅读  0条评论


接上篇《没了纲常了,今天弄出几条人命也无所谓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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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发生冲突很容易——东家的鸡跑到西家院子里吃了人家晒的玉米;前家的羊跑到后家的地里吃了人家的青苗;老种地太贪,居然把跟老金家之间的共同田埂挖掉了半边;马家的屋檐盖得太高,邻居老叶家感觉对方故意压自己一头。等等等等,都可能引发一场口角乃至大打出手。


农村里容易发生冲突却不容易结下深仇大恨——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拐弯抹角都是亲戚,打完架不到十天半个月,可能刚好就因为什么事儿在共同的亲戚家遇见,小酒一端,之前的矛盾就忘得差不多了。


再多说几句。农村也不全是清水一潭,也不全是你想象中的质朴和纯真,也有他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和鄙视链——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看家庭出身的变态时代,占大部分的贫下中农鄙视占少部分的地主和上中农;在这个恭喜发财全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一切向钱看齐向权看齐,那些经济建设没搞好,没钱没势没拳头的人家容易被人鄙视。


我们家跟村长他们家虽然不是同一个姓,但拐弯抹角也有亲戚关系,按理说不至于结下什么过不去的深仇大恨,不至于对老人下毒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从此两家有了很难消除的仇怨和隔阂,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全村各种矛盾的主线。


最近这几年,按照规划,县城要迁到我们村子附近,村子周围已经修了十几米宽的大马路,还盖了医院建了高中造了车站修了公园。周围的村子搞起了新农村建设——当然,这几近一刀切的新农村建设是否适合当前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两说,但至少表面上村容村貌确实比原来整洁了。


原谅我只能用“整洁”这类有统一评判标准客观性比较强的词汇来形容,“漂亮”这类凭借主观意愿评判的词汇是用不得的。我曾听到不止一个人对着规规整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新农村嘟囔说,有的新农村跟农民的实际很不搭,看上去就像个畸形的怪胎。当然对方的语言没有这么书面化,他们用三条腿的蛤蟆、两个头鸡、长了翅膀的母猪这类语言来形容怪胎。


确实像个畸形的怪胎。举个例子,有的搞了新农村建设的人家在家里装上了浴缸。装完浴缸泡了一次,裤子还没提上,就傻了眼,连连大呼马勒戈壁的上了鬼子当了——没有统一的下水道,浴缸的洗澡水只能顺着厕所流到院子外面盖了盖儿的粪池子里。通常情况下,池子满了,花钱请人清干净,这浴缸几缸下去就能把粪池子灌满——赚的钱都交给掏大粪的了。


于是只好每次泡完澡,再人工把浴缸里的水舀到水桶里,然后一趟一趟地用扁担挑着倒到沟里——想想这个过程就有点变态。而且农村很多人不注意生理卫生,在浴缸里泡次数多了容易得阴道炎之类的。后来很多人家干脆把浴缸用作它途——例如在浴缸里养几条观赏鱼,卫生间光照足的人家会在浴缸里垫上一层泥,灌满水,种上荷花——卫生间里荷花开的时候,拉个屎都闻到香喷喷的。


2017年原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当了银监会主席,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郭主席金融监管改革的问题,郭主席风趣地说,“你要问农村改厕有什么模式,我知道,有三个模式,你说银行监管有什么措施,目前我一个都没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上面描述的画面不是胡诌——甚至这些情况引起了高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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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都变了,唯独我们村子,村长来回换——最短的一任村长当了不到三个月就被人打跑了,以至于上级对村子的规划一直没能实施下去,至今我们村子看起来仍然是破破烂烂的农村旧貌。


有一次我含蓄地问父亲,如果当时我们没把村长家闹成那样,咱们村子现在是不是也跟别的村子一样规划完了?


父亲沉思了一下,说未必,就算那次我们不跟他们家冲突,迟早有人会弄他们,再说,那时我们就是把他们家试出了个深浅,也没抢着当村长,还有,咱们村村民比别的村更依赖种地,搞新农村规划肯定跟别的村一样把村里的地收上去或者贱卖了,大部分村民都不答应——最近这几年这几任村长都是一上台就张罗着卖地,价钱本来就低得让人受不了,他们还一碗水端不平,想着自己捞油水,老少爷们儿们怎么可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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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对老五他们来说,从父亲兄弟几个拿着铁锨把他们兄弟六个打倒在路边那时起,就已经结下了很难化解的仇怨。


虽然冲突那天大伯回来知道情况之后,要求我们家任何人不得再提跟村长家兄弟六个打架的事儿,甚至要求以后见到村长家的人“该打招呼的就打招呼,该陪笑脸的就陪笑脸”,但打架时有不少村民在场,话就像长了腿,第二天这事儿就成了全村茶前饭后餐桌上树底下的核心话题。


有人说,村长家这次是丢了脸去了势了,村长的位子估计也当不长久了。那段时间到大伯家串门的人明显比以前多,很多人撺掇着大伯取而代之。有的人还为大伯找到了理论依据,说这是风水轮流转,转了将近五十年,村长这个位子要转回五大门了。


五大门说的是父亲的父辈也就是我的爷爷辈——我的爷爷有兄弟五个,兄弟五个户挨着户住在一条胡同。不太清楚村民们称爷爷兄弟五个为五大门,还是称这条胡同为五大门,但确实有五大门这个称呼,语境是这样的——走,到五大门找人给那里评评理去。


爷爷兄弟五个当中,最有出息的是四爷爷,四爷爷不到16岁就入了党,成了全村第一个党员,而且是建国前入的党——建国前入党和建国后入党是有很大差别的,有一段时间上面组织慰问老党员,给老党员发鞋发衣服发米发面发桃酥发花生油,四爷爷这种建国前入党的比那些建国后入党的多发一倍的东西,就连在摄像机前跟前来慰问的领导们握手也排在前面。


四爷爷能入党,并不是因为四爷爷打了鬼子打了反动派,是因为四爷爷曾经跟着他的父亲——我的老爷爷去拖过我党遇难烈士的尸体,也算是间接地支援了打鬼子打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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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子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村子——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建的村。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群人流浪到这里,发现这片荒地前面有条河后面有条沟,非常适合种庄稼;东边是大山,往西步行一天能到县城,非常适合人居住,于是这群流浪人就在这里停下了,开荒拓土,开枝散叶。


嗯,上面只是一种说法,真实的情况可能只是这群人身体乏了心也累了不想走了,随便就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或许这才是生命和生活的本来面貌


至于具体的情景,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由于斗争的需要,这些年关于我们村的来历,还流传了一种说法——距离此处百里外的一个范姓的大地主知道这几十口流浪人可怜,就半卖半送地把800亩荒地给了这群流浪人


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在距此百里外确实有一个范姓大家族的合葬墓——确切地说是在活埋范姓大地主一家人的坑上堆出的大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包。


据说这个范姓的大地主确实是个有钱有地的大善人——而且是很讲究的那种,至今还流传着很多这位范姓大地主的故事。


有的穷人家没有柴烧,范大地主家就故意把柴丢在路边让别人去捡——怕直接给人家会伤人家自尊。


这位范大地主还发明了大瓮百家猪肉汤。这位大地主请人专门做了一口直径十米足的大瓮,每年正月初五都把大瓮抬到村后,临时用青砖石块儿垒起个大灶膛,以瓮为锅,连续六天每天在瓮里煮两口大肥猪。


其他人随便往大瓮里丢点菜叶子丢点粮食粒子或者往灶膛里丢把柴火就可以对着大瓮吃喝一天。来的人太多,肉和菜是不够吃的,喝汤管够——汤没了可以接着加水。


要不说范大地主讲究呢,他要求前来吃喝的都得往大瓮里丢菜叶子丢粮食粒子或者往灶膛里丢柴火——意思是这锅肉汤大家都有份,为了熬这锅汤大家都出过力,这样大过年的就不觉得自己是被施舍的。


后来闹土改,贫下中农被发动起来斗地主分田地刮浮财,范大地主家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几乎全家都被活埋的大地主。贫下中农们被鼓动着挖了很大一个坑,把范大地主一家人赶到坑里。发动者提议把范大地主家那口十米足的大瓮抬过来,扣在他们身上,然后再埋。


那口以前象征着仁义后来被指那是假仁假义的大瓮扣住了范大地主一家几十口人。发动者命令大家把坑填上,还堆起了一个小土包,说让大家牢记这里埋着万恶的只让贫下中农喝汤的大地主。


范大地主村子周围的好多老人后来再也不吃猪肉,我猜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甚至连续几年天灾人祸弄不清楚地饿死人,根本没机会吃猪肉喝肉汤。


那次斗范大地主,很多范大地主的本家被牵连,但范家的人没有死绝。现在方圆百里的很大一部分村子都有几户姓范的,据说就是当时范大地主的本家们散落飘零到各处的后代——我们村子就有几户姓范的,属于小门小户,村里的事儿他们基本上不掺合,永远第一时间跟着政策走。


前几年下面压着范大地主一家的那个土堆突然坍塌了,据说是因为年岁太久,那口原来煮肉汤后来扣住范大地主一家的大瓮朽掉了,土包塌出一个大窟窿。


方圆百里很多姓范的村民浩浩荡荡地前来填土,这些姓范的村民没从范大地主所在的村子取一抔土,他们各自从自己村子里带来了黄土,撒填在坍塌的土包上——填完就走,也不说话,场面有些悲壮,当地政府怕出什么意外,连续几天派人维持秩序。几天之后,那个坍塌的窟窿终于被填好——这些姓范的村民陆陆续续从各自村子带来的土,刚好装满那口十米足的大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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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每当新上任的村长张罗着卖地,村民们就在村子各处的墙上涂上类似“卖地就是卖祖宗”、“600亩地一亩也不能少”这类大标语。是的,根据传说,当时范大地主半卖半送地给了那几十个流浪人800亩地,这几十个流浪人刚开荒没几年就遇到了灾荒,痛定思痛卖了200亩地,度过了年馑。之后这600亩地经历了土改、建国、农村互助组、农村合作社以及后来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每一位村长上台就要响应号召把村子的地贱价卖掉——这个过程中,村长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往往会让村民觉得村长一碗水端不平,总想着自家捞油水。


村民们自然不配合——岂止不配合,简直是强烈抵触。以至于每一任村长干不了多久就被轰下台,甚至有人专门从事这项事业,村民们管这批人叫做“闹干部的”,村里的标语大都是他们刷上去的。最近这几年,任期最短的一个村长当了不到三个月。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曾经连续三任村长以及数名村民都进了监狱。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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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父亲兄弟几个把村长兄弟几个打了之后,撺掇我大伯去当村长的人拿出的依据是风水轮流转,接近五十年了也该轮到五大门的人重新当村长了。对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年刚满十八岁的四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后本村的第一任村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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